汉高祖刘邦是街头混混出身，“偶因乱世成功业”当上皇帝后，常戏弄羞辱知识分子。学问家陆贾在他面前称道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被刘邦痛骂一顿：“老子是在马上打下的天下，哪里用得着什么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！”陆贾则坦然对曰：“在马上得天下，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？”陆贾真是一位奇才，给刘邦及后世出了一道千古难题，令多少“秦皇汉武”和“南书房行走”必须去面对它。他们多懂得这个道理但却做不到，以至在这个道理面前出尽洋相，毕现丑态。因此，今天谈谈陆贾的“马上马下”说，仍很有意义和价值。 
　 　“马上不能治天下”的实质，是治国不能依靠暴力。靠什么呢？用陆贾的话讲，要靠“行仁义，法先圣”，大概就是孟子讲的施“仁政”吧。用当代的理念表述，就是要追随普世价值，依法治国。但是，对于“马上得天下”者来说，其惯性使然和政权属性的原因，统治者最喜欢、也最易于滑向“马上治天下”的老路。古今中外的“秦皇汉武”概莫能外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此等手段，对于实现统治目的，最便捷，最干脆，最痛快，最有效。而“天下”是我打出来的原因，又令统治者用起这种残暴的手段来还常常“理直气壮”，就像朱元璋、朱棣父子那样，动辄搞大屠杀，但从来“脸不变色心不跳”。劝这等人放弃“马上治天下”，基本上是缘木求鱼、与虎谋皮。不过，“马上术”可以得胜于一时，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，就像陆贾所言的秦朝那样。 
　　怎样才能使统治者做到不靠“马上治天下”呢？陆贾开的“药方”是“行仁义，法先圣”。其实这是走不通的。所谓的“行仁义，法先圣”，其实质还是一种期盼，期盼能出现“好人政府”，期盼掌权者能有完美的“道德自律”。历史证明，这是一厢情愿的异想天开，权力的天性是不愿受制约，权力者的本性是追求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的“自由”。孟子经年在各国奔波推行他的“仁政”，然而最终也没有成功。夫子死后的2300多年，没有任何一个“秦皇汉武”能自觉地去实践他的“仁政”。所谓的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”，只能作为画在历史墙壁上的美好愿景。道理很简单，“五亩之宅”恰好遇着了“钟昌林”率领的拆迁队；“百亩之田”正被“中石化”相中要占地千亩在这里建宾馆，那么，一切都只能化为乌有。再则，历史上的独夫民贼惯用的伎俩是，能将所有的恶贯满盈都挂上“仁义”的标签，那些杀人如麻的帝王多有这样的“创举”。能迫使统治者放弃“马上治天下”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实现民主政治。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，谁想用“打天下”那一套对付人民，首先自己很快会身败名裂和臭不可闻，再说社会也确实没有那样的土壤。 
　　天下者，人民之天下也，不是一人、一家、一姓、一集团的天下。执政者只是人民授权委托的公仆。封建时代的刘邦、陆贾们不懂这个道理，今人可不能不懂。